南楼丹霞



女人是块肥沃的土地

你不抓紧时间种

别人就帮你种了

有的男人

因为时间观念过于强烈

经常是在开春之前

就已将土地耕耘完毕

甚至还把其他人的土地

据为己有。实现

从个人承包制向集体所有制的

质的转变



——丘清泉的诗《女人是块肥沃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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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千方百计地避免接下来的文字不至于沦为垃圾之前，我并不打算对开篇引用的这首广西80后女诗人丘清泉的诗作任何评论。读这首诗，对于我不过是一种启发和思考的引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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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舟山人，旅欧艺术家吴山专，和他的冰岛妻子英格在法国汉堡红灯区的一个超市里照了一张相。照片上，在物质消费主义的现代商业超市里，吴山专和英格正面全裸地站在一个苹果档位前。他们模拟古画里亚当和夏娃的姿态，英格手持苹果，诱惑手推购物车的吴山专。这张照片被巨幅放大并在吴山专的个展中展出，成为表达艺术家意图的艺术文本，进入公众的视野。2008年，通过广东的一个媒体，我在广西看到它。吴山专与英格的私处已被马赛克处理过，若隐若现，这其中的色情意味和两人刻意做出的恶搞姿态，再加上周围那些鲜艳夺目的蔬菜水果，在我面前共同构成了一幅奇观画面——这其中有艺术家的表达意图，有消费主义的虚浮强势，更有中国特色媒体文化下的遮遮掩掩，它们相互交糅，错综复杂而不可解说，其背后则隐含着更深层次的暧昧。这种暧昧也许比作品本身更值得玩味，也更值得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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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表达个人意图的艺术文本，这幅照片无疑达到了吴山专和英格的对现代消费主义的反思和批判的目的。而身体与艺术家的个人意图形成了完美的媾合，在表达的过程充当着最为重要的工具。它们赤裸裸地曝光在照相机下，亚当和夏娃的姿态使我们回想起“偷吃禁果”的人类物欲史开端，而商业超市和琳琅满目的蔬菜水果则呈现着今天我们日嚣尘上的物欲诉求。我们从恐惧扭捏的“偷吃”到肆无忌惮的挥霍的人类物欲发展史中，读到人性的贪婪和人类文明的荒诞与悖谬。

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艺术家本身的创作姿态。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人姿态，它的根底是由充满末日感的混子秉性支撑。它注定了艺术家在创作中满不在乎，只为解构和破坏，并从中获取自虐式的意淫快感。身体作为这一过程最为重要的工具，它们充满嘲讽意味的模仿表明了它们并不打算重建什么，它们的反抗也因此显得含混不清。换句话说，身体充其量只是一种反讽的角色，它们的反抗或解构，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启发。

现代是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德国人海德格尔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早已为之预言：原有的古老的诸神正在被驱赶隐退，而新的神还远远未曾到来，神的位置在这个时代长久地被悬空搁置。现代人不再认真严肃地，或者已经无力去思考任何关于精神世界的问题，相反他们乐于解构与破坏，并逐渐养成一种漠视价值和秩序的混子心态混迹在浮华时世中。同时，由于价值和秩序遭受破坏，身体得以从旧有的道德伦理中脱离。当然这种脱离并非解放，身体远没达到真正的自由，它无用置疑地重新陷入新的牢笼，并游离于此岸的道德伦理和彼岸的自由理想间，被俗世无限放大的性欲物欲之光所迷惑困囿。

身体的这一微妙处境使之义无反顾地投身入现代人的反讽叙事序列中。无论内心精神史如何嬗变，人类总还是那一群最聒噪最无聊的物种，他们需要讲话。而信仰缺失之下，一种产生于混子心态的新的话语方式——反讽便应运风行，它那饱含文人酸味的嘲讽面目和事不关已的破坏姿态，极大地迎合了当今的知识分子们的无力于当下现实的窘迫境遇，使得后者的阴暗心理得到了极大满足。无用置疑，反讽已经成为时代混子们个人的或集体的意淫手段，而无所去处的身体则在它这里得到回应，两者形成史无前例的通奸，身体的反讽被推到历史舞台的最前沿，以主角的身份发起了现代人的反讽狂欢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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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吴山专夫妇，1969年披头士乐队主唱约翰•列侬和日本女人大野洋子的“为和平而卧床(Bed-in For Peace)”则更为著名，更有影响力因此也更具公共性。列侬夫妇以反越战发端，他们叫出“要做爱，不作战！” （列侬单曲《给和平一个机会》（give peacea chance)里的歌词）的口号，在阿姆斯特丹的新婚蜜月期间，赤身裸体地在一家旅馆大床上呆了整整7日不下床。他们的行为通过全球媒体在世界各地曝光，创造了也许是至今为止最为骇人听闻的公共领域身体行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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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身体似乎是脱离了道德和信仰的羁绊，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各类公共领域的身体得以各种姿态面目出现，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殊途同归地合唱着身体反讽的末日欢歌：政治运动中的裸体游行、体育赛事里的裸奔、以及以环保反战等具有人类公共意义的概念命名的裸体事件……身体首当其冲，它们揭开人类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将一些原始的隐秘得不可言说的欲望信息和极富消费主义特征的色情意味，暴露在物欲横流的摩登天空下，形成了现时代最荒诞无比的宏大反讽。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身体运动带着庸氓式的真诚情感，然而在不掌握真正强有力的叙述方式的情形下，任何真诚的反抗都将受到时代的恶意的嘲讽，最终沦为时代反讽的附庸之物。

前不久，国内某大学发生了毕业生裸体夜奔事件，这一事件形成了对教育体制和困窘时代的恶意反讽，并得以在网络曝光扩散。但是迫于某种不言自明的压力，它最后被当事人解释为学成毕业的庆祝仪式，以遮遮掩掩的娱乐身份进入公众语境。遮掩是中国式叙事的一大特色，更是中国现阶段公共领域身体行为的一大特色：遍布城市各处的半裸广告、人体摄影艺术、人体彩绘、各类名目的内衣秀、车模表演等，它们近乎完美地符合了“发乎于情，止乎于礼”（李泽厚《华夏美学》）的中国美学传统。它们在与权贵资本消费主张完成媾和的同时，其色情意味更是满足了庞大的民间庸氓们的娱乐欲望，成为威权政体娱乐愚民的一大重要手段之一。

一九九Ｏ年代以前的中国，在传统阴影和政治体制的双重困囿挤压下，民间语言几乎死于非命。而后的全球化浪潮，再加之网络经济的繁荣，除了上述公共领域的身体行为外，艺术创作领域的身体行为也一度风行。很明显，精神饥饿的中国艺术创作者们已无力去认识世界和自己，在面对身体的时候，他们的创作语言显得无比地匮乏和苍白。他们无法领会身体那复杂的玄妙无比的精神内涵，只是简单地裹挟着一些卑微龌龊的世俗欲望，同样义无反顾地加入时代身体反讽狂欢的序列中。

在文学界，这种身体反讽行为带着浓重的末日感和自我毁灭的倾向。无论是王朔在八十年代的京式痞子，还是沈浩波在九十年代的下半身，抑或是现在仍在苟延殘息的女性身体写作，身体在他们那里不过是一种一文不值的反讽工具，它只是在用一些卑污的世俗快感，在窄小的自我的阴暗空间里，来达到一种不可告人的自残目的而已。这种写作状态其实是语言的匮乏和苍白无力的最直观的表象，语言的匮乏，则隐示着文学的末日，依附于中国作家们的身体反讽方式身上的那种浓重末日色彩，已然成为精神饥饿的中国文学濒临绝境的一大真实写照。

一九八O年代的最后一年，中国最后一位精神世界的歌颂者海子卧轨自杀，用他那偏执狂的充满疯狂幻想的血肉之躯写下人生最为宏大诡异的瑰丽诗篇，他的身体使我们想起了千百年来那些以身求真的人们。然而，在全民精神饥饿的现实之下，任何构建信仰的空谈和重建价值的野心，都显得无比地虚妄可笑。在今天，我们需要的也许是那种真正的勇者，那种生活于荒诞时世而严肃地、无畏地反抗着的最孤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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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5,乱写